编者按：百年北大，是令国人为之瞩目的焦点。在北大百年华诞之际，我们应当怎样关注北大？北大的学者又是如何看待北大的呢？为此，本报记者特意采访了北大六位著名的教授。
北大百年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是独特的，成就是辉煌的；在百年历程中，北大形成了融传统精神与现代意识为一炉的独特精神传统，这种传统在历代北大师生中薪火相传。然而，这种传统资源究竟是什么，又如何和现代教育的要求相适应呢？学界泰斗季羡林先生对此抒发了自己独特的见解。
北大的优良传统是根深蒂固的爱国主义，正是由于这种传统知识分子的优秀品质，才使北大人始终处在对国家民族、社会大众的极度关注当中。这种传统从春秋战国时代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发端，到明清之际演变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人生格言，最后在清季中国社会遭遇千年未有之变局时，便集中到了有千年太学传统的京师大学堂，这里集聚的正是最后一代的具有士大夫情结的传统知识分子，他们不但具备了文化传承的能力，也义无反顾地担起了社会进步的责任；因此，百年来的北大不但创造了极为灿烂的学术文化成就，同时也走在了历次爱国运动的最前列，影响最大的是五四运动，它提出了“民主”与“科学”两面旗帜，以期实现振兴国家的目的。所以，北大的百年历程正体现了知识分子的爱国传统，在无数的北大师生身上也正体现了传统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即他们不但承担起文化创造传承的份内之职责，同时也承担了民族价值认同的份外职责。
但是，这样一种文化精英所具有的爱国传统，在北大向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迈进时，如何才能有效地继承和转化为前进的基础和动力呢？季先生认为，从科学研究和教学育人这两个大学的基本职能上讲，北大已经具备了世界一流的实力。从他几十年的观察了解和实际体会中，他意识到，西方的名牌大学并不如国人想象的那般优越，之所以造成世界排名北大严重靠后的结果，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物质条件的落后，例如西方某些大学的年办学经费达几十亿美元之巨，而北大等中国大学与之相比，则相形见绌了；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西方的学术规范并非完全纯粹的客观标准，在它的背后有复杂的政治、经济等因素在起作用。所以季先生认为，不能因为北大在世界大学的排名靠后、或者国际论文的引用数量较少，就抹杀北大世界一流的学术能力；而且季先生特别强调，北大培养出来的学生都是世界一流的，这个教育成果也是世界其它大学不可否认的。总之，季先生认为，北大在目前的学术研究和教学育人方面已经具备了问鼎世界一流的实力，但是季先生也承认，北大目前也存在着许多棘手问题，如大学教育与社会需求的脱节现象。
因此，他接下来谈到北大未来的发展方向应该考虑两种因素：首先是本科教育与社会需求相适应的问题；其次是如何培养文化传承的社会精英问题。他认为，对前者而言，是个现代教育的内在要求问题，也是所有大学所面临的问题，只有将本科教育面向社会，以社会需求为指挥棒，才能避免发生“中国要有十三亿教授，中国会不会亡国”的疑问。对后者而言，则是如何保存和培养一批文化精英，使他们能够继承北大的传统资源，既承担起文化传承创造的责任，又担负起民族价值认同的义务，而这部分人，应该少之又少，所以季先生主张，北大应该尽量控制研究生的招收数量，参照清华国学院的办学方式，培养文化精英型的人物，这样才能使北大在学术科学研究和社会价值引导方面发挥自己的最大优势。
所以，季先生最后特别强调，从北大的传统影响和未来发展来说，文史哲是最应受保护和重视的，因为文史哲所代表的人文学科，不但是民族文化传承创造的命脉所在，更重要的是，它是社会价值引导的源泉；不能想象，一所没有较高文史哲研究水平的大学是世界一流综合性大学；更不能想象，一个将文史哲研究置于边缘地位的民族，其在文化价值上是具有创造性和开拓性的民族。
（季羡林，1911年8月6日生于山东省青平县＜今归入临清市＞官庄，1930年毕业于山东省立济南高中。同年考入清华大学，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5年，赴德国歌廷根大学主修印度学，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46年以后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至1983年＜文革除外＞。）
北大历史悠久，其校园也一向以其古典的园林美为人所称道。百年校庆来临之际，校园内大兴土木工程，这一举动对校园的风貌有何影响，自然会引起众人的关注。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教授认为，近期的新建筑，基本保持了校园固有的风貌，同时又有很鲜明的时代特色，必将为北大带来新的气象。
侯先生笑称，燕园地区的开发史，其实还可以再上溯380年。早在明万历年间，，米万钟就已修建了勺园，当时他手绘的《勺园修禊图》现在就珍藏在北大图书馆。当时的勺园，虽不及皇亲园林的豪华，但也精巧工致，称誉一时。今日北大的校园，就包括了勺园和淑春园、鸣鹤园、镜春园等昔日的名园，风景极为优美，一直被认为是中国古典园林美和现代化大学功能完美结合的佳作。百年之际，校园的新建设有对百年老校历史的回顾，也有在新时代条件下的创新。首先，校园中原有的古典建筑都已修葺一新，重焕光彩。另外，一些崭新的建筑如独具一格的光华管理学院业已建成，百年大讲堂、理科教学楼群也在兴建中。这些新建筑都给北大校园带来了新的气象。
侯先生还特别提到了将在五四校庆时落成的新图书馆。这座新扩建的图书馆的建筑形式保持了古典的风貌，显得典雅庄重，但又揉进了一些现代色彩，比如其功能设计就是相当现代的。在未名湖和新图书馆之间，有一个小湖，侯先生认为这个小湖的位置十分重要，因它地处校园新扩建的图书馆和湖光塔影的未名湖景区的核心地区。如果用明代书法家米万钟初建勺园所设计的景点名“文水陂”命名之，将会是点睛之笔。这一带进一步开发起来，必将成为联系我校以新建图书馆为代表的学术文化中心和以未名湖为代表的自然风景中心这两者的纽带。
（侯仁之，1911年12月生于河北枣强，原籍山东恩县，1932年潞河中学毕业。1940年获燕京大学文硕士学位，1949年获英国利物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北大城环系教授。）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人们在讨论北大的时候，总喜欢将清华拉来与之对比，有人认为北大学生较为激进浮躁、眼高手低，难与社会调和，而清华学生则踏实稳健、严谨耐劳、易与社会合拍。比较文学研究所所长乐黛云教授认为，这种比较涉及更深层次的问题，其主要原因是源于北大、清华传统的不同。
乐老师认为，之所以产生这种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们有意识地将两个学校进行先验模式的对比；但两个学校不同的精神和传统是造成现在反差现象的最主要原因。北大传统中有两个鲜明的特征，首先是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民族忧患意识，其次是浓烈的个性自由、兼容并包的风气；前者由传统的士大夫精神延继而成，后者则由蔡元培校长等人所倡导的近代启蒙精神催生而成。这两种特征，无论是在治学上还是在做人上，都使北大人禀赋一种与众不同的特色，而与之相比，清华人的特色则以稳健、厚重见长。正是两校不同的传统，造成了两校学生不同的风格。
北大这两种精神正是北大所以为北大的前提条件。正是因为有了前一种精神的支撑，才使北大人在历次的国运攸关的时刻站了出来，担当起知识分子和热血青年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无论是五四运动，还是一二·九运动；无论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还是天安门前诗泪纵横祭总理，都有北大人积极参与的身影和声音。正是这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家国关怀，激励着一代代的有正义感的有为青年进入北大，造就出一代代具有时代使命感的北大人。即便是在相对和平、稳定的年代，北大学子在刻苦读书的时候，仍旧不忘时刻关注国家大事；即便是在沉静、厚重的学术研究当中，依旧不时渗透出北大人根深蒂固的社会关怀。当然这种过于敏锐的社会关怀也会带来一定的负作用，容易使学生在看问题的时候产生一些过激的情绪，也容易使学者的学术研究带上过强的短期效应。但是，这正是北大传统的一部分，在这个整体中，优势和劣势是无法截然分开的；更何况，北大并非强硬地要求每一个学生都进入同一个模式，走同一种道路；因为在北大，兼容并包，个性自由之风无论是在治学上还是在做人上，都是深入人心的。
在学生的培养方面，正因为北大贯彻的是个性张扬、自由选择的原则，所以北大学生往往和社会既定规范会产生某种抵触，甚至会遭人误解，但这并不是学生们的错误，更不是北大办学方向的错误，因为在任何一个真正开放的社会里，是必须能够容纳一定的批判力量的，而在任何一个真正健全的民族中，总是必须具有一批有个性、能自由思想的人群的。虽然北大不能像清华那样直接为社会输送实干的人才，但北大的意义和地位并不就此被抹杀，反而会因此而彰显。
（乐黛云，女，1931年1月生。1948年贵阳中学毕业，同年考入北大中文系。现任北大比较文学研究所所长，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百年校庆之际，北大提出了“弘扬传统”的口号，然而何为北大传统，各人均有自家看法。中文系教授、鲁迅研究专家钱理群教授认为，应当从鲁迅精神中寻找北大的传统。
钱先生针对北大的历史和现实情况的嬗变，认为北大精神就是鲁迅先生所高度概括的“是常为新的，常和黑暗势力作斗争的。”也就是“批判”和“创新”两个方面。它造就了人们理想中的北大，这种观念上的北大是在历史和现实的双重刺激下人们所向往和追求的。
接着，钱先生从历史的角度论述了这一精神的形成过程。他认为，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经历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一系列政治事件后，逐渐认识到要实现民族富强、国家现代化这一目标，光靠政治强权这一条路是难以实现的，而必须充分发动大众，以群众自觉参与的方式来达成。于是，1917年前后，在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和蔡元培执掌北大之后，这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不约而同地汇集到了北大这块特殊的阵地，以文学革命和道德革命的方式，发动了一场开天辟地的新文化启蒙运动。正是在这场运动中，近代知识分子完全以独立的姿态自由结合在一起，开创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崭新时期；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北大成了这场运动的精神策源地，在蔡元培、胡适、陈独秀、鲁迅等人的共同努力下，北大变成了知识分子以独立自由姿态批判旧制度，创造新观念的营垒，北大精神也就完全融化和吸收了新文化运动的精神：批判与创新。
然后，钱先生又从现实的层面上强调了这一精神的重要意义。他认为，一所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它应该具备两个方面的职能和特点，其一是从大学本身的文化教育职能来看，它应当具有稳固的学术传承的功能；其二是从大学作为社会的文化思想中心这一角度来看，它应当在观念领域中起到破旧立新的作用。北大也正是具有后一种特性，因此才显示出它在众多高校中的独特魅力。
紧接着，钱先生强调说，北大的这种批判精神不是单方面的，而是集对象批判和自我批判于一身的。因此百年校庆不光是一个喜庆和纪念的时机，也应该是一个反思与展望的机会。比如当1923年北大举行二十五周年校庆时，当时的北大就没有完全沉浸在生日的喜悦中，而是更多地回顾与反省。如当时总务长蒋梦麟的纪念文章是《我们的校庆要变为自我反思》，教务长胡适的文章则更直接叫作《回顾与反省》，而李大钊同志则直言不讳：《在学术上没有成绩的大学不能万岁》。可喜的是，正因为北大有着深厚的批判与自我批判精神，所以即使在百年校庆的喜庆气氛中，仍旧有不少的学校领导、老师和同学正在积极而深刻地进行着对自身历史的反思和对未来前景的展望的活动。
（钱理群，1939年生，浙江杭州人。1956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学院附中，同年考入中文系新闻专业。1978年入北大攻读硕士学位，师从著名学者王瑶先生，1981年获文学硕士学位。现任北大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经历了一百年的风雨征程后，北大为自己明确地提出了在下个世纪内建成世界一流综合性大学的奋斗目标，但是，怎样才能建成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呢？北大哲学系教授王守常先生以为：建成“世界一流”的大学，应当认真借鉴北大百年来成功的办学经验。
王先生着重就三十年代北大的人文科学之所以取得丰硕成果的制度原因做了具体的回顾和总结。众所周知，三十年代可以说是中国学术界收获创造性成就的时代，众多学者在各自领域开拓出成功的范式，为后世学术立下难以回避的楷模。在这一时期北大也造就出了一大批享誉海内外的学者，产生出一大批垂范后世的学术经典。无庸讳言，当时北大所推行的一系列的办学方式则是其成功的不可或缺的关键原因。
首先，王先生强调当时的教员管理制度便值得我们今天借鉴。二十年代起，北大有一种规定，教员只要在校任教时间已满四年，就可以获得一年的休假期，由校方提供免费访学的机会，教员们在此期间可以在世界各国广泛交游，切磋学术，获得国际最新的信息，提高和开阔自己的学术研究水平和视野。如果今日校方能在这方面予以适度的制度保障和经费支持，将会大大有利于学术研究的健康发展。
其次，王先生认为三十年代的学科设置方法上也有值得我们今天学习的地方。从文史哲各系的角度来看，当时的教员虽少，但开课门类却相当全面，而且校方规定，每位教授每学期必开三门以上课程，其中必须有一门本科课程，讲师也必须开一门以上课程；这种制度，能够充分利用北大师资优势，使学生受益匪浅。
再次，王先生提出，当时关于教员职位的评定是根据学术研究成果和教学育人效果两个方面来综合裁定的。譬如当时著名的学者林宰平，在中文系只获得讲师的教席，因为他只开了一门课；而鲁迅先生还只是兼职讲师，哲学系的郑昕先生也只是讲师而已。这表明当时教师评定制度是学术研究与教育教学同时并重的。所以在这方面，今天的北大应多做一些制度引导方面的工作，使教学和研究这两个主题能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另外，王先生认为三十年代北大较为精简的教学和行政机构设置也值得我们学习。简单的结构一方面有利于充分调动教员的教学积极性，另一方面也使教学和行政工作免于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之累。今天的北大，由于各方面规模的扩大，各种人员编制和机构编制也相应扩充，在一定程度也就削弱了教学和行政的效率，并且随着教员数量和非教员数量的递增，也使学者在社会中的固有威信下降，学术的权威性受挫。在这方面要想真正改善学校的办学条件和学生的学习生活条件，要想使相应的经费能够落实在相应的教学工作上，就必须精简机构，压缩人员，节约开支，使教学机构和行政机构高效化，后勤机构市场化，这才是高校改革的出路。
最后，王先生特别强调大学作为民族文学的传承者和研究者，必须在保存民族特有文化方面承担相应的功能。对于许多不能对社会产生直接功利效果的独门知识、特别学问，大学应设相应的研究机构、聘请专门的研究人员、招收专门的学术传人来加以研究整理，继承发扬；而对于这样的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国家也应投入充分的经费加以扶植。北大历史上曾有过许多这样的学者和学问，由于各类的原因，到今天都面临失传的危险，如历史系、中文系就有过如此的现象，敦煌学等专门学问也有过近乎同样的命运。今日的北大要建成世界一流的大学，倘若不能在保存民族珍稀文化遗产方面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也就势必有所欠缺了。
（王守常，1948年8月生于北京，1976毕业于北大哲学系，二十年来致力于中国文化的整理与近代问题的研究工作，现为北大中青年学术骨干，哲学系教授。）
北京大学之所以在百年中国享有崇高的地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她在前半个世纪拥有众多享誉海内外的知名学者、教授，然而在近十年内，由于外部冲击和内部消耗的原因，有突出成就的青年学者日见其少，众人颇有人才凋零之感，外界对此亦有“人才断档，青黄不接”之议。对此，北大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却有不同的见解。
林教授认为，光从今昔知名学者数量多少的历史对比中判定北大日渐缺乏有作为的青年学者是不全面和不公允的，所谓的“人才断档，青黄不接”的说法从根本上来说是不成立的。北大前几代的老学者和这一代的中青年学者所从事的工作有本质上的区别，五四前后学者的工作重心在于对西方的引进和介绍，是在原有传统知识基础上对外部知识的移植，因为这种工作具有开创性，所以很容易出现有成就的学者；而今天的中青年学者面临的工作则更为具体和艰巨，他们要实现的是研究对象的本土化和研究方法的规范化，以达到和国际接轨的目的。因此，这一代学者所要付出的努力和所要花费的时间则更为长久。我们没有必要为短时间内北大没有出现年轻的大师而焦虑，我们更应关注的是怎样使我们的学术研究严格遵守它的内在逻辑，使它走向国际化。
林教授强调，学科发展有其内在逻辑和外在规范。学术创造首先要求符合严密的逻辑结构，不能光作臆想式的结论；其次要使研究本土化，学术（经济学）研究倘若脱离了本国的具体情况，是难以做出创造性的成绩的，因此，只有在符合学科发展本身的逻辑规范时，学术研究才具有其科学的价值，学术研究的成果才具有可积累性，而可积累性则是评价学者创造的成就大小的一个根本尺度。所以，我们不必为今日没有大师而失望，也不必为外界所说的中青年学者“青黄不接”而伤神，根本的问题在于使学术研究进入国际化的规范道路。要想使北大早出杰出的学术人才，必须加强基础理论的逻辑训练，用规范化的手段了解和解决中国本土的问题，这样加以理论建构、综合创造才可能出现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学派和大师。
谈到近几年来北大在国际学术论文引用数量的排名上一直处于南大之后的问题时，林教授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道，论文引用数量多少的关键，取决于该论文是否符合学术本身的内在逻辑要求和国际学术规范。南大之所以被引用得多，在于该校能够大力延揽具有现代学术精神的年轻人才，他们正是国际化的学术人才；而北大之所以引用得少，在于缺乏这样的人才。所以，国际排名前后的较量，实际上是对国际化人才的吸收能力的较量，北大如果想要真正向世界性的一流大学迈进，而不只是停留在国内一流的地步，就必须大力吸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学术人才，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在用人体制上花功夫。
（林毅夫，男，1952年生于台湾，1971年考入台湾大学，1979年辗转回京入北大学习，1982年应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教授之邀留学美国芝加哥大学；1992年回北大创建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主任，现为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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